人民網北京6月23日電 “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京舉行,會議由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安全研究》編輯部主辦。來自國內外數十名學者圍繞“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根基和哲學基礎”、“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國內政治基礎”、“中國的大戰(zhàn)略和總體國家安全觀”、“西方國家對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透視”四個議題展開討論。
以下為與會學者觀點摘編:
“新安全觀是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和發(fā)展”
任晶晶(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和平與發(fā)展依然是時代主題的情況下,“新安全觀”作為一種全新的安全思維和外交理念,力圖從總體安全的角度構建起和諧世界的框架,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新時代條件下的繼承和發(fā)展。
未來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不能基于傳統安全觀,不能基于霸權邏輯,其核心命題應該是綜合、共同、全面的安全觀,應該是互利、合作、共贏的發(fā)展觀,應該是開放、包容、互建的文明觀,應該是兼懷天下仁愛尚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生財取之有道的道義觀!靶掳踩^”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國際社會的重要理論貢獻。
“新安全觀不同于傳統大國的安全觀”
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傳統大國的安全觀即“美國安全觀”,主要以軍事安全為核心,以實力決定安全。這里,美國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利益等,“你接受我就安全,你不接受我就是不安全”,這樣的安全觀大國已經習以為常。
現在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有別于傳統安全觀。區(qū)別有4個:從狹義安全到廣義安全、從絕對安全到相對安全、從單邊安全到多邊安全、從盟國集團安全到盟國和非盟國伙伴的共同安全。
“新安全觀為中國解決安全困境提供思路”
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中國的安全困境主要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的內外結構變化和中國安全能力之間的差距。結構的迅速變化和能力不能跟上結構變化之間的差距,是目前的主要問題。這個差距并不是說我們已經面臨著外部入侵、國家被顛覆的危險,而是說如果我們碰到不能適應這個結構的時刻,就會出現安全危機。
“新安全觀”就是要解決新的安全困境,解決能力和結構的問題。如果結構改善得好或者能力跟得上,危險就很小。如果我們不解決問題,陷入新興大國挑戰(zhàn)老牌大國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中了老牌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圈套。
黃仁偉進一步分析指出,如果挑戰(zhàn)世界結構,中國將受到這個結構中各種因素的圍困。按照傳統安全觀的思路,為了打破圍困,中國倘向霸權國家“攤牌”,就會導致大國進行一場“決戰(zhàn)”,這就回到了德國、日本的老路上去,而“新安全觀”則致力于解決崛起中面臨的這種困境問題。
“新安全觀開啟中國主動塑造國際事務的新時代”
林宏宇(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或者說加入全球治理經歷了三個階段:被動參與、積極融入和主動塑造,F在我們進入主動塑造的階段。主動塑造,是說中國人開始有了自己的話語和想法,我們試圖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全球事務的看法。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重要的意義是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中國開始主動塑造未來的國際事務。
“恐怖主義威脅直接作用于人民安全”
李偉(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在和平時期,對大多數的國家來說,恐怖主義威脅僅次于傳統安全威脅?植乐髁x之所以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嚴峻威脅,是因為其表現形態(tài)第一是直接作用于“人民安全”,然后它會間接威脅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等。
恐怖主義最突出的兩個特征:其一是政治性。恐怖主義勢力有2個目的,“搞分裂”和“奪權”。其二是不對稱性,這是恐怖主義作用于國家安全最突出的特征。“9·11”恐怖襲擊,導致美國在全球反恐上的開銷高達幾萬億美元,更不用說其國內的反恐成本?植劳{使整個社會成本急劇上升,另外它能夠引起社會普遍的恐慌以及可能對政府不信任的增長。
反恐非常復雜,打擊恐怖分子僅僅是恐怖主義問題的冰山一角,其背后黑手或者賴以生存蔓延的土壤才是我們在反恐中最為艱巨的任務。
“各國應按照各自的防御需求制定安全政策”
楚樹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一個國家增加安全的能力造成其他國家的不安全,這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各個國家面臨的最普遍、最長期、最根本的問題。
如何應對這個問題,需要一些新的思考。中庸之道、以和為貴是中國人面對所有問題的根本準則。無論安全能力還是安全目標,應該取中間,找到一個平衡、合理之處。不追求絕對的安全和絕對的優(yōu)勢,應該成為各國安全方面的指導思想。
如何執(zhí)行以實現安全平衡?各國應該按照自己的防御需求,也就是它的人口和領土面積來制定政策。無論在全球還是在某地區(qū),不追求絕對安全或者優(yōu)勢安全,是我們和美國的不同。我們不追求世界霸權,也長期奉行不結盟外交政策,意味著我們沒必要有超過國防需要以外的安全能力,沒必要追求美國那樣大的能力。
我們的軍隊建設不會以美國為標準。因為我們不是全球的力量,不承擔其他國家安全義務。但是中國在亞洲是最大的國家,我們的國防需要在亞洲建立一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是正常的防務需求,亞洲其他國家應該理解。
“絲綢之路經濟帶也是創(chuàng)新的安全合作模式”
羅英杰 (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種創(chuàng)新的經濟合作模式,也是一種創(chuàng)新的安全合作模式,具有重大意義。作為國家的對外發(fā)展大戰(zhàn)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目標雖以經貿合作為主,但其戰(zhàn)略意義十分廣泛,關系到國防、經貿、人員、邊境、安全等多個領域,牽涉全局性的國家安全問題。
中國的西北邊境安全自清朝以來就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現在中外形勢變得異常復雜,為我國西部安全造成巨大安全壓力,這也是我們推動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要原因。我們希望通過構建經濟合作,拉動整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打造地區(qū)安全共同體,以此化解我國西部邊界的安全壓力。(楊牧)